黄帝陵

                                    
　　记有黄帝史迹的古代文献有上百种，遍布于经、史、子、集各类著作。其中以《逸周书·尝麦》篇为最早。这篇文献作于西周中期，以前许多人说黄帝史迹见于文字不早于战国，那是不对的，其中最重要的文献当推《国语》中的《鲁语》《晋语》和《史记·五帝本纪》。而最详的是南宋人写的《轩辕黄帝传》。最晚的是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钦命编著的《日下旧闻考》。古代文献记述黄帝的文字加起来，估计有20万字左右，尽管内容重复很多，但极为丰富。
　　关于黄帝的文字记载中，有许多古史领域的专门问题需要研究，这里暂不去说。我们只试图从宏观角度概括回答本文题目提出的问题。
　　这些文字记载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有五千年文明史是一个可信的论断。
　　依据《轩辕黄帝传》的记载计算，黄帝居位之年距秦灭东周之年2731年。秦灭东周是公元前256年，距今2249年。2731年加上2249年为4980年，就是说1993年距黄帝居位之年差20年就整5000年了。《轩辕黄帝传》所记年代不可确考，以它计算的年数不会准确无误，但《国语》《世本》《史记》所述的黄帝世系都可证明，黄帝时代在夏代之前几个世纪是不会错的。即便上下相差数百年，取其整数仍可说黄帝时代距今已有5000年了。
　　《鲁语上》说：“黄帝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是一条极其重要的史料，反映文明史的开创。古人解释“成命百物”为“定百物之名”，还不够全。实际上，“成命百物”包含两项含义：一是为自然事物定名，反映着对自然事物的认识已经形成概念，是认识发展史上一种阶段性成果。一是发明创造出自然界所没有的事物，更是文明发生的标志。所谓“明民”，古人解释为“明上下，等贵贱”，即区分上下贵贱等级(按：等，区分等级之谓，非等同之谓)，是很对的。“共财”是指山林、薮泽仍为部落共有财产，这是中国社会进入文明时代时的特点。文献记载黄帝有封禅之事，有命官治民之举，有旃冕衣裳之作，都有将社会等级区分制度化的意义。后代儒家发挥说，黄帝制作冠冕衣裳标志着人与动物的区别，认为有冠冕衣裳的人类即当有仁义道德。所以又有“衣冠文明”的说法，穿戴上衣冠而无仁义道德则被骂为衣冠禽兽，这种观念未必为黄帝时代所有，然而黄帝时代的制作发明说明中国社会已跨入文明时代是不会错的。
　　文字的发明更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黄帝之臣仓颉发明文字的记载，已为历来公认。可是过去我们所见到的最早中国文字殷代甲骨文，上距黄帝时代太远，不能印证仓颉发明文字的记载。人们纷纷推测，殷代之前很早一定就有了文字，苦于没有过硬证据。以姜寨、半坡的刻画符号具有文字性质作为证据总嫌不够有力。十分可喜的是，现在终于得到了确凿无疑的证据。1993年1月1日《光明日报》报道，山东大学考古实习队在山东邹平县苑城乡发现龙山文化陶书，在一个陶器底部残片上刻有5行11字，其时代比殷墟甲骨文早800年。这一发现为黄帝时代发明文字提供了切近的物证，令人欢欣鼓舞!
　　文献记载也告诉我们，中华民族发源地是黄河流域广大地区而不只是其中某个狭小地方。
　　文献中关于黄帝的记载，既是黄帝个人的史迹，也是黄帝部族的史迹。古人的记载往往将领袖人物与其部族混淆不清，将整个时代的史事挂在领袖名下。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能够作出某种区分，如黄帝葬于桥山，只是指个人，而关于黄帝居处、征战、游历、制作的记载，则应更多地看作黄帝部族的史迹。这样看待传说时代的史料，有些似乎混乱不清、互相矛盾的记载，或许可以得到合理解释。
　　文献说黄帝生于寿丘，长于姬水，与炎帝战于阪泉，杀蚩尤于涿鹿之野。又说黄帝“东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浑粥，合符釜山，而邑于琢鹿之阿”。寿丘所在说法不一，或说在山东；姬水或说在河南，或说在陕西；阪泉一说在今河北涿鹿，一说在今山西运城；涿鹿即今河北涿鹿县；海指东海；江指长江；空桐山在今甘肃平凉；釜山在今河北怀来，或说在今河北徐水。这些地名各分布于今天的陕西、甘肃、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六个省包括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一个上古部族的活动范围竟会这样广大，往往引起后人迷惑不解。
　　其实，有关记载本身已经提供了答案。《史记》说黄帝部族“迁徙往来无常处”。迁徙是上古史上普遍可见的现象。几乎没有一个部族长久居住一地而不迁徙。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群为了生存必须不断流动。而相邻部族之间的斗争，水旱灾害的威胁，疫病的流行以及毒蛇猛兽的侵袭都会成为迁徙的直接原因。文献中所说的黄帝子孙封于某地、降居某地，则是部族成员繁衍增多后分离而迁徙。我们都知道，商族从契到相土三代中曾经五次迁徙，从契到汤十四代八次迁徙，盘庚迁殷则是建国后的重大历史事件。周族建国前也有一段往来迁徙的历史，每每为《诗》《书》言及。这说明直到夏、商时代，迁徙不定还是各部族社会生活的常规。那么，传说时代黄帝部族在若干世纪里“迁徙往来无常处”就更是必然的了。
　　后代人看来，大河高山阻隔，交通工具落后，上古部族迁徙千里之外是很难理解的。实际上，当时人群远徙他乡充满艰苦自不必说，但亦有后代人不能相比的方便。那时人们的生活极为简陋，迁徙时无需携带繁多的辎重。那时没有方便的交通工具，却造就了人类自身较强的能力，他们能够做到后人难以做到的事情。只有个别现代人能够不借桥和船只身游过大江大河，而上古人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易·泰卦》九二爻辞说：“仓(匏)荒，用冯河，不遐遗朋，弗亡(忘)，得尚(赏)于中行。”这是一个故事，从中可知上古的人们凭借一只葫芦渡过大河是司空见惯的事。因此，黄帝部族的足迹踏遍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
　　以迁徙的观念看问题，文献中关于黄帝活动地理位置的不同记载都可能反映着一定历史实际。这正说明中华民族是在新石器时代遍布各地的众多氏族、部落的基础上交融汇合而形成的。
　　关于黄帝史料的文字记载还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开创精神的伟大民族。
　　人类文明是世界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每个民族都作出了贡献。但由于种种原因，不同民族又有不同的特点。关于黄帝的文字记载表明，中华民族的突出特点就是富有伟大的开创精神，善于首创新事物和新制度，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黄帝时代开始服牛乘马，制作舟楫车舆，发明杵臼，改进陶器，并学会了掘井取水和养蚕造丝的技术，属于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物质文明成就。黄帝时代发明了琴、磬等乐器，创作出《咸池》乐舞，制定出历法和甲子，特别是创造了文字，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精神文明成就。而黄帝举风后、力牧等六人为相，分井划州治理四方，则是制度文明的发端。冠冕衣裳的发明，既有物质文明的意义，也有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意义。《史记》用十二个字褒扬黄帝的业绩，说黄帝“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大戴礼》的文字为：“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即是歌颂中华民族的开创精神。
　　从形成期开始，中华民族就表现出伟大的开创精神，不是一种偶然现象。东亚大陆黄河流域为中国原始人群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活动于此的原始人类经历了50万年以上的历史，在漫长的岁月里发展了自己的体质和智慧，积累了改造自然的丰富经验。这里适宜的气候为他们提供了生存条件，而复杂多变的地理环境锻炼了他们多种多样的能力。这片大地东有大海，北有大漠，西、南相邻地带当时尚无可供借鉴的文明社会。于是，天降文明开创大任于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没有辜负历史的重托。5000年来，中华民族不断与周边民族交流，学习各民族之长，同时一直保持、发扬着中华民族固有的开创精神。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是自己走过来的。这种精神一直鼓舞炎黄子孙为开创更加光辉的未来而前进。
　　最后，这些记载告诉我们，5000年中华文明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
　　显而易见，各种文献关于黄帝的记载，都打着文献著作时代的烙印。较晚的文献自不必说，就是先秦、秦、汉的文献也不能免。《尝麦》篇中说赤帝有二卿。卿是西周王室辅佐之称，炎黄时代必定无此名号，作者不自觉地把西周的事物加到传说时代去了。《史记》说黄帝时“万诸侯”，那时远没有分封制，何来诸侯?《管子·任法》篇说：“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显然是战国才有的法家思想。儒家的仁义，道家的无为，法家的法治，神仙家的出世，在黄帝的记载中都可以看到。这些都是著作形成时代的烙印。
　　不过，我们不可因此忽视这些关于黄帝的文献。理由有二：第一，打着著作形成时代烙印的记载，亦都有黄帝时代的真实历史存于其中，可以通过研究将其中的真实历史剥取出来。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古籍的重要记载都有所本，不是任意编造的。我们将古史的考古资料视为珍宝完全应该，但若忽视文字记载就不应该了。有一种存在已久的观念，认为古史资料能追溯到战国、秦汉的为真，于汉代文献无据者为假。这不能成为绝对标准。秦汉距今2000年了，那时的文献中有的比较可靠；然而黄帝时代在秦汉3000年前，秦汉人所说的又未必不失真。汉以后的著作距黄帝时代更远，然而史学方法有进步，认识水平有提高，所述未必全都不可靠。我们今天认识古史，还要靠今天的知识去鉴别，而不能单纯以文献形成时代早晚作取舍标准。第二，从文化史角度考察，关于黄帝时记载中反映文献著作时代观念的资料也不可忽视。例如，纬书描绘的黄帝有汉代人的附会，但对研究汉代文化史有意义。《路史》《本行记》描绘的黄帝有南宋人的附会，但对于研究南宋文化史有意义。在民族矛盾尖锐复杂的南宋时代，《路史》《本行记》却通过黄帝的传说曲折地表达了要求中华民族统一的观念，就很值得重视。
　　前一点反映着中华文明之源和五千年一贯的中华民族精神，后一点反映着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精神的演进发展。从这样的意义上来看，古代文献关于黄帝的文字记载是一份值得深入研究的宝贵历史遗产。
　　选自《中华文化》 1993年第2期
　　

黄陵文典 黄帝研究卷/《黄陵文典》编纂委员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03